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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会客厅:外卖包装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上的致辞

2023在《世界会客厅:外卖包装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我在开场致辞中强调了一次性塑料污染治理的紧迫性。以下是发言全文。 —————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现场参与及通过直播收看《世界会客厅:外卖包装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在这里,我谨代表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向各位的支持和参与表示诚挚的感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塑料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材料。“经久耐用”是塑料的优势,曾经被视为替代生物原料制品从而保护自然的良方。可是大规模的塑料使用和泄露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它加剧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地球危机。如今,我们每年产生大约4亿吨塑料垃圾,其中有一半是为一次性使用而设计的,如果不加以控制,预计到2050年全球初级塑料产量将达到11亿吨,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可能比鱼更多。 在全球范围内,塑料污染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去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启动谈判,希望达成一份“终结塑料污染: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计划在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草案。今年5月29日,来自169个国家和1656名与会者以及300多个观察员在巴黎共同参加了第二次谈判会议,世界自然基金会始终是谈判中最活跃的国际组织之一,我们希望这份文书能够提出更高的目标,并为此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 中国作为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全球减少塑料污染的大势中扮演着不可获取的角色。随着近几年电商和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塑料包装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今年6月20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科学稳妥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并要求外卖平台、外卖企业定期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同时围绕商务领域经营者规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领域,提出了系列管理办法,对于餐饮、外卖等领域的减塑、降碳、扩绿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家针对塑料污染治理的明确信号和行动。 当前,外卖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仍然面临重重挑战,譬如,外卖塑料过度包装严重、外卖塑料废弃物回收率低、废弃总量难以统计测算、现有的替代材料在耐热特性,力学表现,使用成本等方面尚不尽如人意。如何破局,已成为业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要解决外卖塑料污染问题,离不开系统性的创新变革,这涉及塑料从生产到消费到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 外卖塑料污染治理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更依赖于可执行、可操作的综合治理措施,这其中包括需要行业主体协同共治、消费者共同参与、以及社会意识的共同提高。塑料的价值链条长,涉及产业广,管理部门多,因此没有单一的主体可以独立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只有多方合作,才能共创净塑解决方案。世界自然基金会作为公益机构,希望在解决外卖包装领域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中扮演独特的角色,今天的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再次感谢各位来自于政府部门、行业代表、企业主体的嘉宾,只有多个利益相关方聚在一起,才能真正携手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 作为国际组织,WWF一直走在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前列。我们于2019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净塑自然”倡议,希望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建议等方式,搭建世界最佳减塑案例和实践的共享平台,达到“净塑自然”目标, 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自然界中不再出现新增塑料。同时,WWF也在积极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影响。我们希望EPR制度在循环经济框架下,可以作为政策工具的一种,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发挥其应用的作用。 今天刚好是世界鲸鲨日,众所周知,塑料污染与海洋保护息息相关,塑料公约的谈判进程起初就为了应对海洋塑料污染。目前人们估计海洋中的塑料大约在7500万吨至1.99亿吨之间,这其中不少是由河流把塑料垃圾从内陆带到海洋。迄今为止,至少观察到344个物种被塑料缠绕,包括所有海龟物种、超过三分之二的海豹物种、三分之一的鲸类物种和四分之一的海鸟;至少有 233 种海洋物种记录到有摄入塑料的情况。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当我们谈起塑料,我们谈的绝不仅仅是塑料,而是生物多样性、是气候变化、是整个自然生态。当然,也包括人类自己。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预祝本期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活动报道: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52020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18894 发言由同事武辰起草,对其表示感谢。我对文字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改动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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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金融市场中的海产品行业风险

2023年8月25日,我参加了深圳绿色金融机构授牌仪式暨生物多样性与蓝色金融培训会,给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从业人员分享了“应对金融市场中的海产品行业风险”。我概括性地介绍了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三类危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五类风险,以及我们为此所做的一些工作。 2018年和19年,我曾给银行家们作过六七次绿色金融的分享。彼时所讲,大多数是关于《巴黎气候协定》以后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趋势,以及2015年前后的大气污染。这在当时仍然属于需要国际组织大力推广的理念和知识,而2020年“双碳”目标一经提出,所有在2019年看起来的前沿和创新便变得寻常而主流了。国际组织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今天,我们在2023年谈论海产品所应得的金融关注的时候,就如同2018年谈及碳减排。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的海洋危机已经被全球保护人士和最相关的政府机构所重视,因其可能对人类产生同等重大的威胁,且这两项危机也相互交错。人们已经逐渐了解到,海洋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正是由于海洋的存在,全球温度才未飙升。海洋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系统服务,也最终承接了人类的垃圾(以塑料最为典型)。因此,即使海洋远离人类聚居地,其重要性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关注。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海洋的危机却尚未进入商业主流。部分具有前瞻性的商业部门(例如多年前就与我们合作的汇丰银行)或许意识到其中的潜在影响,但大多数普通机构并不会特别熟悉。然而,这些概念,连同其倡导的各项原则,以及具体落地的方法论,都将对气候和海洋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见,随着海洋保护和海洋开发的不断加深,涉海活动的顶层引导和实际扶持应当不会太远。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海洋的危机也会给金融部门带来直接的风险——自然、运营、声誉、市场、监管五类风险,其性质和可能造成损失的方式高度类似。我所做的分享也一一举例介绍了五类风险的实例。能够良好应对这些风险的金融机构必然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实例非常容易理解,会后便有了大量的线下讨论。 题外话:2015年通过了UNFCCC下的《巴黎气候协定》,而在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又是在巴黎开始“应对海洋塑料污染”。或许只是个巧合吧。 链接: 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42211:4938663197605936 https://weibo.com/l/wblive/p/show/1022:232132493834845513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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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苏芮”追逐者 20230801

1、7月26-27日,我参加了国际红树林中心的第二次筹备大会。这一次有20余名部长,因此不再安排单独分享。在讨论文本草案的全会中,我提出:这个中心的筹资任务,应当是各个会员共同努力,而非东道国及相关机构单方承担。最终被主席回应为”会着重考虑“。 7月27日中午听闻台风即将登陆,立即改签机票赶往机场。在已经拖上滑行道的机舱内看着雷暴坐了3小时之后,终于在晚上11点回到家中。 2、7月28日,风大雨大,但还是去办公室主持讨论了“长江流域保护地规划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几年前就有过第一轮产出,不过比较粗糙;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深化的研究,以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长江流域的保护地规划,虽然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但是其决策更依赖于各行各业专家的讨论和意见,以及对于保护地组合的分析。 研究最终勾勒出了长江流域保护的三个情形。 3、7月30日,上海水晶般清蔚的碧空,我却踏上去往北京的高铁。当晚,北京罕见地发出次日暴雨红色预警。 7月31日,在我们自己举办的“包装机制创新”企业力量沙龙进行总结。归纳如下: EPR制度在中国的实践不能够照搬欧洲经验,而是要在可操作性上进行探索: 首先是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全球“终塑谈判”进程可能会为中国建立EPR制度提供国际要求,从而形成相适应的政策支持; 第二是行业上的可操作性,在纸基复合和医疗器械这类包装企业集中的品类上可能更容易实践EPR制度,未来如果拓展到其他行业集中度不高的品类上,则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应合理机制; 第三是消费者教育的可操作性,在政府给予了相关鼓励政策,企业有意愿实践的前提下,如何有效触达消费者并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是全产业链需要共同去考虑的问题; 第四是监管的可操作性,在EPR制度实践过程中,有可能监管的成本远高于采用EPR制度之前的环境成本,该如何平衡二者。 如果需要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EPR制度时,利益相关方应当共同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 “杜苏芮”必将被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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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保护组织能力建设活动上的分享 2023年5月

2023年5月20日,我们和恩派一起举办了“中国海洋保护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会”,有来自13个本地机构的25名伙伴参加的培训。这些机构都有保护海洋的一腔热血,也常常面临着困惑和困境。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助力伙伴们,熟悉公益项目的设计,以及公益组织运营的环境。 在开场中,我分享了工作经历中的三个小故事。 一。在我刚刚开始做湿地保护的实地项目时,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来自于一家陕西的本地组织,因为一片曾经出现过野生朱鹮的湿地将要被开发,而寻求我们的共同发声。询问后发现,这一片湿地尽管重要,尽管对方解释那片待开发的湿地“审批违法”,但我们除了发声,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共同发声除了有道义上的价值,对于解决问题并无意义。因此我当时只能无奈拒绝。 保护工作,需要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案例中,由于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入手。 二。在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有一家公司正在养殖虹鳟鱼,他们当年也曾掀起过将将虹鳟鱼与三文鱼混淆的风波。在这家公司准备进行ASC认证的时候,又有一个伙伴找过我,说这个对于市场和对于生态都是有害的,希望我能给认证的咨询公司去函,表达关切。养殖公司需要经过ASC的认证,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标准,而环境机构虽然不一定熟悉供应链,但了解当地的生态威胁并不困难。因此我以该公司养殖了外来物种为由,要求认证公司作更全面的检查。半年多以后,我再次看到了关于改善的公示,并再次向认证公司去函,进一步表示对其中风险的担忧。又过了半年多,认证公司解释了其客户(水产养殖公司)的改善,并说明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无力进一步反驳,毕竟虽然将虹鳟鱼和三文鱼混淆破坏了市场,但其在水产养殖中的表现已经满足ASC的标准,只得任其过关。 我想表达,在这个想要进行“变革”的案例中,我们的“干预”只能在一个方面产生效果。如果将目标定为为可持续水产市场保持三文鱼和虹鳟鱼的区分,那么阻止其通过常用的ASC认证,就不是有效的“变革”。人们应思考别的途径,只是这些途径是否和环境有关,是否应由环境类的机构来提出,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三。滦南案例。早在2010年前,滦南南堡就已经是保护界最关心的宝地了。然而当地多个管理部门对于进行保护以后的“担忧”,包括在滩涂捡拾蛤蜊乃至未来开发的限制,始终让这片具有世界性保护意义的地区,长期留白于保护的体系外。河北分管的官员也曾在某一次我们和国家机关的双边会议中,对我推动保护此地公开进行过质疑,引来其他官员的不解。但通过多个机构共同而长期的努力,以及包括进行季节性保育的规划,在周边区域补充水鸟栖息地等创新方式,该地终于在2020年建立了省级湿地公园。而这一较低形式的保护形式,使得其有资格进行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从而可能进一步升级保护要求。 这一过程,是比较完善地利用了“变革理论”,详细分析需要解决的威胁,并且有步骤地进行“干预”,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成效的案例。 上述都是策略,而之后我提出,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应牢记两件事情: 一是国家政策,只有吃透国家政策,了解国家的优先方向,所做的事情才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容易受到支持,获得资源; 二是遵纪守法,当下的合规要求给我们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协调成本,也让我们和本地伙伴的合作手续变得繁琐,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不止是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而是面向所有境内机构和自然人,因此我们除了共同遵守,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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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湿地,促进可持续发展 ——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今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保护利用湿地 促进可持续发展》,21年6月8日,18版。全文如下。 湿地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湖泊、河流、水库、池塘、水稻田、滞蓄洪区、泥炭地、湿草甸等。 今年是《湿地公约》缔结50周年。作为全球重要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固碳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对维护各国生态、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在湿地的众多生态功能中,仍有一些重要功能尚不为人熟知。首先,湿地的碳汇能力很高。研究表明,泥炭湿地中储存的碳是同等面积森林的两倍,一些地区的红树林湿地固碳速率比同纬度的热带雨林还高,因此湿地可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的途径。其次,湿地在蓄洪防旱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湿地就像一块大海绵,每公顷湿地可以吸收多达1.4万立方米的洪水,调节洪峰,并在干旱时逐渐排出。 然而,由于水污染、外来物种入侵、资源不当开采等行为,湿地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消失和退化。1970年至2015年间,全球内陆湿地、滨海湿地面积均下降约35%,是森林消失速度的3倍。湿地的保护现状异常严峻,亟须人们采取更多行动。若不加以保护,一方面,部分湿地可能会就此消失;另一方面,湿地的一些重要生态功能的发挥也将受到影响。例如,泥炭湿地内的水若被排干,湿地就会从固碳大户变成排碳大户,碳汇就会变成碳源,从而加剧气候变化。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许多国家采取了值得借鉴的举措。中国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在就地保护、流域协同、政策法规等方面贡献了许多创新保护案例;南非发起“为湿地工作”项目,为湿地周边地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白俄罗斯开展泥炭地修复计划,预计将在未来20年减少超过5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墨西哥宣布在未来50年内,将在近300个河流流域建立水资源储备点。 湿地保护的未来发展有几个重要方向:一是需要充分认识并发掘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保护湿地、充分发挥湿地的碳汇功能,有助于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二是继续发掘湿地生态旅游潜力。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更好的可持续物产和旅游资源,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从全局角度考虑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使得湿地管理部门以外的机构也能从中受益。通过合理利用湿地,水利部门可以优化流域水量分配调节;农业部门能够生产更多的水稻、渔获;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利用湿地的功能即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当下,全世界有10亿多人口依赖湿地维持生计。2.7亿人口以湿地相关的旅游业为生,占全球就业人口的9%。保护湿地,有助于提高供水安全性,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50年,世界水需求量约是目前的1.5倍,湿地对维持全球淡水储量和水质有着重要贡献。长远来看,保护湿地,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工具,有助于推动各国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白紫微采访整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6/08/nbs.D110000renmrb_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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