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思|Thinking

2023在《世界会客厅：外卖包装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我在开场致辞中强调了一次性塑料污染治理的紧迫性。以下是发言全文。 —————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现场参与及通过直播收看《世界会客厅：外卖包装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在这里，我谨代表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向各位的支持和参与表示诚挚的感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塑料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材料。“经久耐用”是塑料的优势，曾经被视为替代生物原料制品从而保护自然的良方。可是大规模的塑料使用和泄露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它加剧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地球危机。如今，我们每年产生大约4亿吨塑料垃圾，其中有一半是为一次性使用而设计的，如果不加以控制，预计到2050年全球初级塑料产量将达到11亿吨，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可能比鱼更多。 在全球范围内，塑料污染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去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启动谈判，希望达成一份“终结塑料污染：制定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计划在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草案。今年5月29日，来自169个国家和1656名与会者以及300多个观察员在巴黎共同参加了第二次谈判会议，世界自然基金会始终是谈判中最活跃的国际组织之一，我们希望这份文书能够提出更高的目标，并为此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 中国作为全球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全球减少塑料污染的大势中扮演着不可获取的角色。随着近几年电商和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塑料包装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今年6月20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科学稳妥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并要求外卖平台、外卖企业定期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同时围绕商务领域经营者规范、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领域，提出了系列管理办法，对于餐饮、外卖等领域的减塑、降碳、扩绿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家针对塑料污染治理的明确信号和行动。 当前，外卖塑料污染治理工作仍然面临重重挑战，譬如，外卖塑料过度包装严重、外卖塑料废弃物回收率低、废弃总量难以统计测算、现有的替代材料在耐热特性，力学表现，使用成本等方面尚不尽如人意。如何破局，已成为业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要解决外卖塑料污染问题，离不开系统性的创新变革，这涉及塑料从生产到消费到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 外卖塑料污染治理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更依赖于可执行、可操作的综合治理措施，这其中包括需要行业主体协同共治、消费者共同参与、以及社会意识的共同提高。塑料的价值链条长，涉及产业广，管理部门多，因此没有单一的主体可以独立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只有多方合作，才能共创净塑解决方案。世界自然基金会作为公益机构，希望在解决外卖包装领域的塑料污染治理与创新实践中扮演独特的角色，今天的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再次感谢各位来自于政府部门、行业代表、企业主体的嘉宾，只有多个利益相关方聚在一起，才能真正携手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 作为国际组织，WWF一直走在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前列。我们于2019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净塑自然”倡议，希望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政策建议等方式，搭建世界最佳减塑案例和实践的共享平台，达到“净塑自然”目标, 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自然界中不再出现新增塑料。同时，WWF也在积极探索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影响。我们希望EPR制度在循环经济框架下，可以作为政策工具的一种，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发挥其应用的作用。 今天刚好是世界鲸鲨日，众所周知，塑料污染与海洋保护息息相关，塑料公约的谈判进程起初就为了应对海洋塑料污染。目前人们估计海洋中的塑料大约在7500万吨至1.99亿吨之间，这其中不少是由河流把塑料垃圾从内陆带到海洋。迄今为止，至少观察到344个物种被塑料缠绕，包括所有海龟物种、超过三分之二的海豹物种、三分之一的鲸类物种和四分之一的海鸟；至少有 233 种海洋物种记录到有摄入塑料的情况。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当我们谈起塑料，我们谈的绝不仅仅是塑料，而是生物多样性、是气候变化、是整个自然生态。当然，也包括人类自己。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预祝本期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活动报道：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52020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18894 发言由同事武辰起草，对其表示感谢。我对文字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改动近半。

2023年8月25日，我参加了深圳绿色金融机构授牌仪式暨生物多样性与蓝色金融培训会，给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从业人员分享了“应对金融市场中的海产品行业风险”。我概括性地介绍了海洋生态系统所面临的三类危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五类风险，以及我们为此所做的一些工作。 2018年和19年，我曾给银行家们作过六七次绿色金融的分享。彼时所讲，大多数是关于《巴黎气候协定》以后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趋势，以及2015年前后的大气污染。这在当时仍然属于需要国际组织大力推广的理念和知识，而2020年“双碳”目标一经提出，所有在2019年看起来的前沿和创新便变得寻常而主流了。国际组织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今天，我们在2023年谈论海产品所应得的金融关注的时候，就如同2018年谈及碳减排。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的海洋危机已经被全球保护人士和最相关的政府机构所重视，因其可能对人类产生同等重大的威胁，且这两项危机也相互交错。人们已经逐渐了解到，海洋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正是由于海洋的存在，全球温度才未飙升。海洋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系统服务，也最终承接了人类的垃圾（以塑料最为典型）。因此，即使海洋远离人类聚居地，其重要性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关注。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海洋的危机却尚未进入商业主流。部分具有前瞻性的商业部门（例如多年前就与我们合作的汇丰银行）或许意识到其中的潜在影响，但大多数普通机构并不会特别熟悉。然而，这些概念，连同其倡导的各项原则，以及具体落地的方法论，都将对气候和海洋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见，随着海洋保护和海洋开发的不断加深，涉海活动的顶层引导和实际扶持应当不会太远。 和七八年前的气候危机一样，当下海洋的危机也会给金融部门带来直接的风险——自然、运营、声誉、市场、监管五类风险，其性质和可能造成损失的方式高度类似。我所做的分享也一一举例介绍了五类风险的实例。能够良好应对这些风险的金融机构必然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实例非常容易理解，会后便有了大量的线下讨论。 题外话：2015年通过了UNFCCC下的《巴黎气候协定》，而在202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又是在巴黎开始“应对海洋塑料污染”。或许只是个巧合吧。 链接： 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42211:4938663197605936 https://weibo.com/l/wblive/p/show/1022:2321324938348455133374

1、7月26-27日，我参加了国际红树林中心的第二次筹备大会。这一次有20余名部长，因此不再安排单独分享。在讨论文本草案的全会中，我提出：这个中心的筹资任务，应当是各个会员共同努力，而非东道国及相关机构单方承担。最终被主席回应为”会着重考虑“。 7月27日中午听闻台风即将登陆，立即改签机票赶往机场。在已经拖上滑行道的机舱内看着雷暴坐了3小时之后，终于在晚上11点回到家中。 2、7月28日，风大雨大，但还是去办公室主持讨论了“长江流域保护地规划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几年前就有过第一轮产出，不过比较粗糙；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深化的研究，以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长江流域的保护地规划，虽然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但是其决策更依赖于各行各业专家的讨论和意见，以及对于保护地组合的分析。 研究最终勾勒出了长江流域保护的三个情形。 3、7月30日，上海水晶般清蔚的碧空，我却踏上去往北京的高铁。当晚，北京罕见地发出次日暴雨红色预警。 7月31日，在我们自己举办的“包装机制创新”企业力量沙龙进行总结。归纳如下： EPR制度在中国的实践不能够照搬欧洲经验，而是要在可操作性上进行探索： 首先是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全球“终塑谈判”进程可能会为中国建立EPR制度提供国际要求，从而形成相适应的政策支持； 第二是行业上的可操作性，在纸基复合和医疗器械这类包装企业集中的品类上可能更容易实践EPR制度，未来如果拓展到其他行业集中度不高的品类上，则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应合理机制； 第三是消费者教育的可操作性，在政府给予了相关鼓励政策，企业有意愿实践的前提下，如何有效触达消费者并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是全产业链需要共同去考虑的问题； 第四是监管的可操作性，在EPR制度实践过程中，有可能监管的成本远高于采用EPR制度之前的环境成本，该如何平衡二者。 如果需要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EPR制度时，利益相关方应当共同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 “杜苏芮”必将被除名。

2023年5月16日-17日，我在深圳参加了红树林保护合作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进行讨论，包括它应当起到什么作用，各国对其的期待和经验分享等。深圳市黄敏常务副市长对其很是自豪，而国家林草局王志高总经济师则对中国在红树林保护的各方面成就如数家珍。近年来中国在红树林保护中的成就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后续有八个国家的代表和科学家分别介绍了各国在红树林保护中的成就和经验。 我介绍了我们机构在全球的若干案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收集过程就已经发现，NGO能提供的独特贡献，是在红树林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解决方案，其本质是通过解决发展的问题来解决社区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乃至购买其养护和保护的服务，实现红树林和周边社区的共同发展。相较于红树林恢复和科学研究，社区工作通常尺度很小，但其能够产生的效应可能性价比最高。我介绍的案例对于在场的各国代表而言显然很不“解渴”，两个国家的代表会后找到我，提出我们机构在他们国家开展的案例也应作为优秀范例而宣传。 我还提到了2017年全球5个最大环境NGO发起的Global Mangrove Alliance，并介绍了2022年在气候大会期间40家全球机构启动的Mangrove Breakthough倡议，该倡议为四类红树林保护活动——减少损失、修复营造、保护翻番、创新融资——按照面积“明码估价”。显然，破坏后进行修复是最贵的。目前，人类需要40亿美元来恢复红树林，为商业机构设计可以参与的红树林保护项目是重中之重。 当天的分组讨论中，我深切感觉到中国政府对该中心的重视，四名司长均全程并认真地参加了讨论，且确有建设性思考。我去了法语组当记录员，马达加斯加的 Julien Noël Rakotoarisoa作为本组主持，能够有效管理对话，维持讨论结构，是我平生看到的比较能够控场的一次讨论。从而我也当晚梳理出了成果，次日汇报，应是效率最高一组。22:00点完工且次日07:00电话会，酸爽自知。 期间出门和兄弟们排档就酒，也算是劳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