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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2024轻质包装回收利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中，我参加了其中的一场边会——第八届中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大会暨联盟10周年年会。这个会议中，苏州市城市管理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轻质包装分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启动《苏州市低值可回收物体系建设规划》研究。 在协议签署之后，我表达了我们机构对于支持该项目的意向——按照法律要求，我们已经将合作计划报备给了登记主管部门。由于中国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有非常规范而严格的要求，因此在获批之前，我们无法举办活动、签署协议，仅能在台下见证其他几方开启合作。 纸塑复合包装、软塑包装、废塑料餐盒、废旧纺织品等低值可回收物由于回收利用成本高、效益差、回收率低，成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也对塑料污染治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2021年，中国各类低值可回收物产生量约9577万吨，其中低值塑料包装5021万吨。2021年，各类低值可回收物总的回收量约为2547万吨，回收率约为26.6%，其中低值塑料包装的回收率仅为19.5%，总体回收利用率低。 去年，我们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轻质包装分会在讨论中等发现，其实苏州市已具有较为健全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及低值废塑料等低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的实践经验，应该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苏州市低值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规划并形成落地实践。在城市层面建设完善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流入环境中的塑料污染，也可以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实践方法。 当前，全球终塑谈判正在进行中，在近期结束的INC-3中，各国广泛认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对推广塑料包装的重复使用、提高可回收性和回收率、以及扩大再生市场方面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预见，EPR在最终达成共识的文件中很可能会占有一席之地。作为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塑料废物的一种体制，回收体系的完善对于整个EPR体系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无法“打通最后一公里”，也就很难真正实现“谁污染谁负责”。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获批开展工作，更希望苏州的实践最终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案例，未来带动更多城市，提高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率，辐射全国，乃至传播到其他国家。 （同事武辰协助整理了信息）

最近接受了中国外文局《中国东盟报道》的专访，介绍了我们的一些研究进展，以及对于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塑料谈判中的一些想法。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Qwzkh7WAyjHaHAqPAlrOQ 东盟减塑观察：印尼最积极，加强废塑回收基建成多国迫切需求 ——黄江勤 中国东盟报道 2024-01-16 “尽管低收入国家人均塑料消耗量只是高收入国家的1/4，其承担的塑料真实环境、健康和经济成本可能比富裕国家高10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新研究报告《谁为塑料污染买单？——在塑料产业链中实现全球公平》揭示了全球塑料价值链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成本上的不平等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带来了重大影响。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塑料生产和消费国,在塑料垃圾污染的应对上具有同样的紧迫性，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东盟地区近年来减塑治塑的工作进展如何？中国和东盟有哪些亟待探索的合作机会？《中国东盟报道》专访了WWF北京代表处可持续蓝色经济项目主任张亦默，他表示，东盟国家减塑治塑意识普遍较强，应继续加强末端回收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与中国共享净塑经验。 《中国东盟报道》：据您观察，东盟地区近年来减塑工作的开展有哪些亮点？是否有典型的案例可以分享？ 张亦默：近些年，东南亚国家加紧应对塑料制品浪费和污染问题。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积极实施与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相关的政策，并加大相关行业投资力度；柬埔寨制定了本国的废弃物综合管理战略；越南明确了到2025年实现减少50%海洋废弃物、清理50%丢失或损坏的捕鱼设备的目标，并出台了包括到2026年禁止国内生产和进口塑料袋、到2031年禁止生产和进口几乎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等多项措施。总的来说，东盟国家在减塑治塑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日益完善，政府有较强的减塑治塑意识。 《中国东盟报道》：该地区在减塑治塑中的热点议题和急迫诉求是什么？哪些国家比较积极？而略微落后的国家，制约因素为何？ 张亦默：从我们的观察来看，除了新加坡，多数东盟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塑料废品回收基础设施建设。新加坡塑料回收率曾在2018年下降至4%，调查发现这与消费者误解了塑料树脂识别号码的回收标签有关。于是新加坡推出了一套回收标签（LPRP，The Logo for Products with Reduced Packaging），来帮助消费者识别该产品包装是否可回收。 印度尼西亚可以说是东盟里对减塑治塑最为重视和积极的国家。印尼一直在积极地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并探索出了一些创新的治塑方案。比如“垃圾银行”（waste bank）,当居民积累到一定数量的垃圾便能兑换物品。垃圾价格根据类型和数量定价，垃圾银行会将垃圾卖给政府，所得收入将转账进居民在此开户的存款账户中，居民可以利用账户里的积分兑换生活物资。此举既为“储户”增加个人收入，又减轻了垃圾处理厂的压力，同时培养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不过，在减塑治塑这件事情上，也有些国家行动稍微落后，制约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相关法规政策起步晚等。目前国内国际多方力量正共同努力推进塑料治理措施，我们也期待看到各国携手，创新、广泛地推进减塑治塑议题。 《中国东盟报道》：鉴于海洋的开放性与流动性，海洋塑料垃圾问题绝非一国可以解决，各国开展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了解到中国、日本、挪威在减塑治塑上都比较积极，是否能谈谈不同国家的侧重点？ 张亦默：这三个国家的塑料污染治理方法很典型，是三种各有侧重的减塑模式。 日本在解决海洋塑料垃圾污染上侧重于末端管理。日本对塑料制品、一次性产品的进口管理称不上严格，但通过强化国民教育，来督促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对废弃物进行收集和分类，该国对垃圾分类的执行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 挪威则尤其强调源头减量、限制塑料生产。自2014年以来，挪威所有塑料生产商和进口商都要缴纳约40美分/瓶（约2.84元人民币）的环境税，而如果企业回收的塑料废品越多，税率就会越低，当一家企业可以回收95%以上的塑料产品，那么税收就会被减免。与此同时，消费者每购买一瓶瓶装饮料必须支付一定的押金，瓶身印有特殊的条形码，只有把空瓶子投放至指定回收点（各地超市和便利店），并扫描条形码才能拿回这笔钱。挪威实行的这套做法是很典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也就是塑料生产、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主体都必须对塑料垃圾的产生负责。这些费用最终都由挪威零售商环境基金收集起来，用于支持减少塑料垃圾的项目，WWF也曾受到该基金的支持。不过近两年来该组织的资金极大缩水，因为挪威的塑料生产、使用量大幅减少，这反而是件好事。 对于中国来说，控制塑料生产端和消费端同等重要。中国从早期实施“禁塑令”，到《“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逐渐强调全产业链治理的成效，都是在从根本和源头上降低塑料污染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不论是在整体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施方案上，从中央到地方，中国都制定了较为完善和相对具可操作性的规划。这些措施也都反应了中国在全面减少塑料污染的决心，体现了对环境保护的高度关注和承诺。 《中国东盟报道》：减塑治塑是否能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贡献？是否有案例或者数据可以证明？ 张亦默：这个问题不妨反过来分析：放任不管将会对该地区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 WWF曾发布报告《塑料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本分析》显示，塑料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要比初级塑料生产商所支付的市场价格高出至少10倍，现在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2040年生产的塑料在其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可能高达7.1万亿美元（+/-2.2万亿美元），这个数值大约相当于2018年全球卫生支出的85%，超过2019年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总和。 我们最新的研究报告《谁为塑料污染买单？——在塑料产业链中实现全球公平》指出，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其每公斤塑料的生命周期总成本是高收入国家的8倍（如仅考虑低收入国家则为10倍）——塑料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损失和经济损失被不平等地分摊到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减塑治塑，那么东盟地区的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换句话说，减少塑料污染，就是减少这些经济损失，就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贡献。 《中国东盟报道》：根据WWF目前的观察和研究，中国有什么案例适合与东盟国家分享？ 张亦默：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都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在渔业养殖捕捞过程中践行减塑净塑，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议题。 最近，由浙江省省级部门和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首创实施的“蓝色循环”海洋废弃物治理项目，获得联合国2023年“地球卫士奖”，这是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政府牵头企业鼓励渔民在出海作业的同时将海面上的废弃塑料捕捞回来，由地方公司进行回收再加工，高效生产出再生塑料粒子，通过智能算法合理规划的运输路线，统一运送到规范化的企业，再生产成手机壳、汽车配件、行李箱、服装等产品。而在此过程中，渔民能够得到高于市场价的回收费，渔民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获利，因而有着很高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已有237家产业企业、1.02万艘船舶加入“蓝色循环”项目，沿海妇女、老人和渔民等参与人数达6.18万人次，项目累计收集处理海洋废弃物1.09万吨，其中塑料废弃物2254吨，减少碳排放约2930吨，一线收集人员年增加收入约1.3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消费者等多层次行为体通力合作、多方受益，具有可持续性。 我前面提到，东盟许多国家在末端回收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上述案例和类似经验适合在中国和东盟合作之间去复制。东盟国家政府应积极学习他国先进经验做法，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一些政策，引导塑料再生产业到当地投资，鼓励塑料再生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东盟报道》：您对于进一步推进东盟地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何建议？ 张亦默：大约80%的海洋垃圾来自陆上活动，因而海洋塑料污染治理需要从陆地着手，尤其是城市。WWF在全球发起了“净塑自然”倡议，中国目前有扬州和三亚两个试点城市，我们希望尝试从城市层面减少或再利用塑料废弃物，并进行回收、分类、收集，同时致力于更科学的填埋管理。这种加强城市层面塑料循环利用、防止塑料流入海洋的模式，也许可以为东盟地区带来一些启发。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很值得关注，那就是“以竹代塑”。我们注意到，2022年，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发挥竹子在治理塑料污染、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突出优势和作用，为高能耗、难降解的塑料制品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竹产区，中国和东盟均有不少的竹制品的生产和使用经验，合作前景广阔。如果能用竹子来替代部分塑料制品，那就能减少整体的塑料生产，从而减少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站在我们的角度，我特别希望社会组织——包括国际和本地组织，在东盟地区海洋塑料治理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和东盟有很多相似点，也有各自的国情。国际组织通常视野很宽，因此可以从众多成功案例中挑出可复制的经验，横向对比，通过媒体访谈等方式与相关部门分享，从而弥合各国的信息差，并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从而能有效地促进方案在另一国家的顺利落地和试点，切实有效地完成实践层面的交流。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和东盟各国能够给予社会组织更多资源和授权，基于各地实际情况来因地制宜地探索塑料污染治理的机制，充分激励各个利益相关方提供资源，也许未来可以形成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塑料污染治理的新机制。 （金诚诚和李佳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昨天受邀参加了绿色再生塑料供应链联合工作组（GRPG）的一个例会，在线上分享了我们机构对于正在谈判中的塑料条约的立场。听众主要包括和塑料相关的各个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 应该说，在关注塑料公约的机构中，我们可能算得上是准备充分而全面的了。我从四个角度一一阐述了我们对于公约的倡导意见。 首先，是要求这份条约必须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就意味着，在缔约以后，各个缔约国必须出台自己的国家行动方案，而非国家自主贡献。对于国家行动方案，我们也提出了明确的界定要求，即按照 消除或减少、循环、更佳管理的三个原则，并对每一项的行为方式作了定义。 其次，我们为国家应当优先考虑的“高风险塑料产品”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方面，我们帮助各国将抽象的“高风险塑料解决方案”分解为具体的14大类（例如食品包装、渔具等），另一方面，我们将这14大类应当如何管控，建议了具体的方法。 再次，我们倡导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从最紧迫的塑料入手，集中精力先处理部分品类，等建立了体系之后，再逐步把没有那么紧急的品类提上日程。 最后，我们也努力通过各类方式来鼓励并且拉拢“优等生”。在与EMF共同发起的商业高雄心联盟，不仅能够彰显各个企业的雄心，也能同时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围，让代表们知道，社会各界已经做好了减塑的准备。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大多不喜欢开摄像头开网络会。昨天可能线上有近百人，但是这个是开摄像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