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ZhangYimo

BBNJ即将于2023年2月20日重启谈判。在此背景下，春节假期间我完成了一份报告，针对BBNJ第五次会议后，中国应当关注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已经和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然而，在如此一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条约中，我却发现，保护工作者却反而很难设立立场、提出主张，以促成协定。 这不是说保护机构认为BBNJ没有用，更不是说保护机构不倡导或者不应倡导公海中的海洋保护。我是说，在促成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保护机构能够起到的作用很弱。具体而言，保护机构很难提出明确的主张，使得这份协定能够更好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也无法提出倡导，使得争议的焦点能够尽快解决。 BBNJ和其产生的必要性 BBNJ，指的是“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是一项正在谈判中的法律文书，被认为是当下海洋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立法过程，受到了国内外相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民间环保组织的高度关注。许多人把谈判中的BBNJ协定的重要性跟《巴黎气候协定》相提并论，并不夸张。《巴黎气候协定》能够重塑体量浩大的能源行业，改变国家立法和政策，在经济和军事之外调整各国的话语权，而且影响全人类的未来；BBNJ则能够建立未来海洋可持续利用的游戏规则，改变海洋治理体系，也同样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 联合国对于BBNJ的讨论缘起于深海生命系统的发现。由于深海海底黑暗、高压、低温、缺氧的特殊环境，主流科学曾长期认为深海海底由于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寂静荒芜，没有生命。但随着海底热液和冷泉被发现，周围的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也逐渐为人所知。有别于陆地或海洋上层的生态系统，这些生命不依赖人类熟知的氧气、进行光合作用，而是以硫作为能量循环的基础，因此这些生物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产生的生物化学物质、以及可能的生理过程，都与目前所知的物种迥然不同——因此对这些生物的利用能够极大地拓展人类可利用生物资源的边界。其中最直接的应用包括制药、化妆品等利润丰厚的商业产品。 除了直观的商业价值，这些不为人所知的生命还可能为许多新兴产业提供想象空间，例如为人造肉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从而改变农业和相关产业，或者因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此处“生产”指类似植物生长等“初级生产”）改变能源等行业。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独特生物中所包括的核酸序列可能成为未来病毒的来源——这一遐想虽遥不可及，但在全球新冠疫情进入第四年的背景下，阴谋论者必定会认可或放大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是BBNJ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渔业和深海遗传资源以外，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海洋塑料等都成为了可能纳入BBNJ的议题。所以BBNJ所包含的生物多样性不仅仅限于肇始所说的海底生物，事实上囊括了整个海洋中相关区域而不限于海底。 在BBNJ谈判之前，其实国际社会已经有过许多尝试来规范公海中海洋生物的治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中此前已有两项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协定，分别是1994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第48/263号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简称《1994年执行协定》)和1995年通过的《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执行协定》(简称《鱼类种群协定》)。然而，这两份协定仅就某项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制，并未完整地解决公海中生物多样性的综合问题。 因此，在最好的结局中，BBNJ可以成为公海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第一部硬法。 以上是背景。 BBNJ核心内容与保护组织的应该考虑的问题 目前的BBNJ草稿分为十个部分，除却法律语言所要求的术语、执行等，最受关注的包括四个核心内容，各具不同性质和特点。目前有很多NGO和科研机构已经写了不错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然而，这份看似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管辖权内）高度互补的公约（国家管辖权外），在结合法理和实践后，我却很难想到国际保护机构应当怎样实际地倡导，以真正保护生物多样性。以下针对四个核心的谈判要素一一介绍。 第一，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ABS：生物遗传资源，包括其惠益分享在内的海洋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是BBNJ新协定中的核心部分，在谈判进程中一直是争议的焦点。BBNJ最初的想法即源于人类预见到海底生物资源的潜在开发价值：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如果读者曾经在奢侈品柜台留意过化妆品，其中最昂贵的几个品牌中，就有主打海洋的某法国护肤品。几十克的小瓶子可以卖到五千到一万人民币乃至更高。显而易见，具有资金技术的发达国家，基于其已经打下的基础，有能力优先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从而获得利润，而缺乏资金技术的资金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随着海洋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进一步落后于发达国家，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在公海中，海洋生物应是人类所共有的，某个国家（或企业）开发的产品和所获的利润固然需要弥补其研发的成本，但其在赚取适当的利润后也应当将这些源于海洋生物的惠益公平地分享给其他国家，从而使得全人类都能从中受益。这被称为“惠益分享”，也是是BBNJ需要处理的问题，问题包括几个常见的疑问词：who 谁分享给谁、when 什么时候开始分享、how 是以现金还是别的方式分享、where 以什么平台和机制等等、which 分享哪些（既往的还是仅仅是未来的）等等。 参与谈判的都是各个国家，国家在谈判进程中对于ABS争执不下，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事关各国利益的。但作为保护工作者，真的有本事以BBNJ的ABS某个主张来倡导更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吗？很难。 我们重新审视一下ABS：ABS来源于大家所熟知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在这之中，保护工作者能够倡导ABS，从而帮助当地社区通过保护遗传资源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然而，BBNJ的ABS底层逻辑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目前讨论的BBNJ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BBNJ从定义上，就是在主权之外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受惠人应当是全人类。传统意义上，获取人在任何主权范围内（例如在小岛屿国家周边）获取的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受《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为依据的国家立法约束，但BBNJ针对的，则是这些范围以外的海域进行规范。因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其ABS的受益人应当为全人类，或者至少是所有缔约国。因此，倡导ABS，本质上是增加国与国之间的公平，而并没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无论ABS条款如何改变，它无法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仅仅是弥合国与国之间在海洋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差距。。 请注意，我站在保护工作者的视角看，我非主张不要ABS，我也并非否定BBNJ的必要性。我的观点是：保护工作者无法通过倡导BBNJ的ABS来使得公海中的生物多样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第二，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目前，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明确，全球需要达到30%的海洋保护区面积。“公海自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在公海上设立排他性的控制或管辖，限制别人的活动和进入。所以，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的划区域管理必须基于国际合作与协商。BBNJ就能解决这个授权的问题。 此外，针对划区的细节，我可以一一否决保护组织可能倡导的主要要素： 1、划定的机构。既然是公海，那必是BBNJ的工作组、委员会、或者所指定/授权的国家或者团队——因此无可主张。 … Continue reading →

今天我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保护利用湿地 促进可持续发展》，21年6月8日，18版。全文如下。 湿地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湖泊、河流、水库、池塘、水稻田、滞蓄洪区、泥炭地、湿草甸等。 今年是《湿地公约》缔结50周年。作为全球重要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固碳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对维护各国生态、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在湿地的众多生态功能中，仍有一些重要功能尚不为人熟知。首先，湿地的碳汇能力很高。研究表明，泥炭湿地中储存的碳是同等面积森林的两倍，一些地区的红树林湿地固碳速率比同纬度的热带雨林还高，因此湿地可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的途径。其次，湿地在蓄洪防旱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湿地就像一块大海绵，每公顷湿地可以吸收多达1.4万立方米的洪水，调节洪峰，并在干旱时逐渐排出。 然而，由于水污染、外来物种入侵、资源不当开采等行为，湿地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消失和退化。1970年至2015年间，全球内陆湿地、滨海湿地面积均下降约35%，是森林消失速度的3倍。湿地的保护现状异常严峻，亟须人们采取更多行动。若不加以保护，一方面，部分湿地可能会就此消失；另一方面，湿地的一些重要生态功能的发挥也将受到影响。例如，泥炭湿地内的水若被排干，湿地就会从固碳大户变成排碳大户，碳汇就会变成碳源，从而加剧气候变化。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许多国家采取了值得借鉴的举措。中国积极与国际组织合作，在就地保护、流域协同、政策法规等方面贡献了许多创新保护案例；南非发起“为湿地工作”项目，为湿地周边地区民众提供就业机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白俄罗斯开展泥炭地修复计划，预计将在未来20年减少超过5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墨西哥宣布在未来50年内，将在近300个河流流域建立水资源储备点。 湿地保护的未来发展有几个重要方向：一是需要充分认识并发掘湿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保护湿地、充分发挥湿地的碳汇功能，有助于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二是继续发掘湿地生态旅游潜力。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更好的可持续物产和旅游资源，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三是从全局角度考虑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使得湿地管理部门以外的机构也能从中受益。通过合理利用湿地，水利部门可以优化流域水量分配调节；农业部门能够生产更多的水稻、渔获；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中，利用湿地的功能即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当下，全世界有10亿多人口依赖湿地维持生计。2.7亿人口以湿地相关的旅游业为生，占全球就业人口的9%。保护湿地，有助于提高供水安全性，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50年，世界水需求量约是目前的1.5倍，湿地对维持全球淡水储量和水质有着重要贡献。长远来看，保护湿地，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的重要突破口和重要工具，有助于推动各国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白紫微采访整理）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6/08/nbs.D110000renmrb_18.htm

未来某天翻看今天的文字，就如同这两天翻到过去十几年的记录。2020年初，武汉及湖北省发源的一次冠状病毒疫情，让中国大地的普罗大众皆禁足在屋，延长春节假期，假后在家工作。而自从儿子出生后，我也获得了少见的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月。上一次有这样反省的机会，可能应该追溯到2012年独自在北京生活的日子了。 过去几年中，真正的思考变少了，为数不多的思考也都只是为了工作（即使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今天先来想想原因。 有两个孩子，还是和太太一起自己带，应该算是主因。本来在家就尽可能少用电子设备，所以也没有什么时间坐下来写东西了。可见的未来两年半内，即女儿去幼儿园前，应该还会需要陪她非常多的时间。而就算有一点空，也应该争分夺秒，让太太有时间做事。这样的灵活度已是非常奢侈了，写东西就更加不论了。 专注力的毁坏是另一个糟糕的原因，我有意识地拒绝智能手机到2013年（之前就是普通诺基亚），并且至今也很少用微信，因为频繁的消息推送和过多的信息显然让人拿着手机会手足无措。而相比于桌面电脑，手机的过分便捷让商家想尽一切占用“screen time”，因而使信息更加复杂。但即使有意识地要求自己，每次打开手机必要有明确目的，我还是感到专注力的下降。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代，从三四岁就熟练使用电子设备的孩子们，其专注力、创造性将如何保障。 同样好的借口是博客平台的缺失，我依然很怀念MSN和其附带的Space。当同时存在即时和留言型的互动时，人们就有动力自己思考并、总结，哪怕写下流水账，也多少留下的生活的印记。而如今，微博和朋友圈的性质，就决定了深度思维的瓶颈。即使类似于抖音等快消文化中也会有很多积极的信息，例如生活窍门，科普内容等，但其归根结底是人们学到和接受的知识，却鲜有逼迫人思考的压力。国外也同样糟糕，却依然有类似于 Medium等鼓励思考的严肃博客网站，当然只可惜被墙了。 所以我缩在庞大网络的一隅，用着人们不方便的方式（自建一个网站博客），逼自己写一些东西，希望能思考、观察、总结人们或许不了解的事情，显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有益存在。 看看自己能坚持几篇吧。

这个标题多少有点夸张，不过弱势的公益机构确实不够团结。公益机构其实有很多合作，比如一起发起一个联盟，或者一个大的平台机构与一些开展项目机构的合作，甚至也有公益机构之间的“并购”，互动很多。但仔细想来，很多同行机构（比如环境机构）其实愿景都差不多，而且差异化的行事方法和风格既形成了不同的专长和个性，也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然而，现实工作中，却鲜见两个相关机构合作的案例（或许是我本人孤陋寡闻），所以思考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 为了更好地为合作分类，我把公益机构和商业领域作作对比。 第一，同行业企业的合作。有一些同行，诸如各个航空公司，形成三大联盟，一群同行（至少表面上）抱团死磕另一群同行，是典型的合作，各自拿出自己的特长（即本国航权）来和别的同行合作，这样的合作通常只能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存在。这些联盟类的合作在全球的公益圈都几乎不可能实现。 更常见的合作出现在行业协会，通常是为了更大发声以争取政策支持，公益机构也有不少相似做法，比如零废弃，环境教育等等。这类联盟在推动他人改变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也对达成联盟的目的有效，不过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此类联盟若无强大的秘书处来推动竞争，除了分享学习经验，对成员个体无甚帮助。所以这种合作其实是有的，但是和我们想看到的合作有一定距离，所以姑且不算吧。 第二，平台和商家的合作。本身这种合作由来已久，传统上，比如广交会等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平台，或者由沃尔玛或者太平洋百货等把门店当平台吸引品牌入驻，而自身负责推广的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愈加主流化。天猫是国内最典型的例子。从这方面讲，扶贫基金会等中字头机构，以及腾讯公益等做得也很主流。对于平台来说，主导广交会的政府挣到了业绩，盈利为目的的沃尔玛挣到了钱，而扶贫基金会和腾讯公益虽然挣到了影响（当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却没有因此在自己关心的领域上有直接的产出。所以这个合作仍然不能真的算合作。 第三，垂直行业的合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麦当劳就只卖可口可乐的产品。而肯德基只卖百事可乐。说到这里，读者肯定会立即指出，百胜本来就是由百事控股的公司，肯德基卖百事，母公司自然有更大利润。所以这个例子不能算合作！但转念一想，如果可口和百事不是那么同质，而是差异很大，大到肯德基卖可口可乐的利润，高于卖百事可乐时，百事饮料公司和百胜公司的利润总和，那控股母公司会不会转卖可口可乐？我相信答案是“肯定会”。所以这个是合作，是利润为导向的合作，是有股东的利益塑造的合作。 在这个意义上，公益机构倒也有正面例子，即两个个体公益机构相互合作。这背后的最好的驱动力，恰恰是同时担任两个机构理事（或者起极大作用的人物）的个人促成的。例如两马就曾促成某国际机构和国内机构的合作。互相利用对方的身份便利，这，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当然，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种合作并非出于专长，而是身份，从而导致两个机构不可避免地一度共同协调管理，那这种内化的合作，是不是还是一种合作呢？ 总体而言，在中国，由于业务相互互补而自动走到一起的同行机构几乎没有。所以，要使得公益行业中的差异个体开展合作，看起来还有很长路要走。但是，这种合作是不是先天就不可能？或者有太多的因素阻碍着它发生呢？ 也许是理想主义的天生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