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ZhangYimo

2023年5月20日，我们和恩派一起举办了“中国海洋保护组织能力建设培训会”，有来自13个本地机构的25名伙伴参加的培训。这些机构都有保护海洋的一腔热血，也常常面临着困惑和困境。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助力伙伴们，熟悉公益项目的设计，以及公益组织运营的环境。 在开场中，我分享了工作经历中的三个小故事。 一。在我刚刚开始做湿地保护的实地项目时，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来自于一家陕西的本地组织，因为一片曾经出现过野生朱鹮的湿地将要被开发，而寻求我们的共同发声。询问后发现，这一片湿地尽管重要，尽管对方解释那片待开发的湿地“审批违法”，但我们除了发声，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共同发声除了有道义上的价值，对于解决问题并无意义。因此我当时只能无奈拒绝。 保护工作，需要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案例中，由于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入手。 二。在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有一家公司正在养殖虹鳟鱼，他们当年也曾掀起过将将虹鳟鱼与三文鱼混淆的风波。在这家公司准备进行ASC认证的时候，又有一个伙伴找过我，说这个对于市场和对于生态都是有害的，希望我能给认证的咨询公司去函，表达关切。养殖公司需要经过ASC的认证，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标准，而环境机构虽然不一定熟悉供应链，但了解当地的生态威胁并不困难。因此我以该公司养殖了外来物种为由，要求认证公司作更全面的检查。半年多以后，我再次看到了关于改善的公示，并再次向认证公司去函，进一步表示对其中风险的担忧。又过了半年多，认证公司解释了其客户（水产养殖公司）的改善，并说明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无力进一步反驳，毕竟虽然将虹鳟鱼和三文鱼混淆破坏了市场，但其在水产养殖中的表现已经满足ASC的标准，只得任其过关。 我想表达，在这个想要进行“变革”的案例中，我们的“干预”只能在一个方面产生效果。如果将目标定为为可持续水产市场保持三文鱼和虹鳟鱼的区分，那么阻止其通过常用的ASC认证，就不是有效的“变革”。人们应思考别的途径，只是这些途径是否和环境有关，是否应由环境类的机构来提出，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三。滦南案例。早在2010年前，滦南南堡就已经是保护界最关心的宝地了。然而当地多个管理部门对于进行保护以后的“担忧”，包括在滩涂捡拾蛤蜊乃至未来开发的限制，始终让这片具有世界性保护意义的地区，长期留白于保护的体系外。河北分管的官员也曾在某一次我们和国家机关的双边会议中，对我推动保护此地公开进行过质疑，引来其他官员的不解。但通过多个机构共同而长期的努力，以及包括进行季节性保育的规划，在周边区域补充水鸟栖息地等创新方式，该地终于在2020年建立了省级湿地公园。而这一较低形式的保护形式，使得其有资格进行世界自然遗产申报，从而可能进一步升级保护要求。 这一过程，是比较完善地利用了“变革理论”，详细分析需要解决的威胁，并且有步骤地进行“干预”，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生态成效的案例。 上述都是策略，而之后我提出，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应牢记两件事情： 一是国家政策，只有吃透国家政策，了解国家的优先方向，所做的事情才能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容易受到支持，获得资源； 二是遵纪守法，当下的合规要求给我们的执行带来了极大的协调成本，也让我们和本地伙伴的合作手续变得繁琐，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不止是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而是面向所有境内机构和自然人，因此我们除了共同遵守，别无选择。

2023年3月30日，我参加了由第七届国合会海洋治理专题政策研究项目所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蓝色经济助力碳中和研讨会”。会议发言的专家，主要是政策背后的智库，脑力激荡，妙想频出。 苏纪兰院士分析了现有中国蓝色经济的统计情况。由于中国的统计口径（所统计的内涵）大于国际主流的评价方法，因此中国的海洋经济应是被高估了。戴民汉院士从海洋的固碳效应说开去，提出需要进一步明晰蓝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等政策应当处理的问题。其他专家也从各自的规划、科学、监测等角度提出了建议。 我结合机构的现有工作，以我们机构的《蓝色经验在大湾区的实践潜能》为题，以三件我们正在执行且有潜力在大湾区实践可持的续蓝色经济，提了三个可能的方向。 1、讲好蓝碳故事 去年在海南启动的，利用废弃虾塘进行红树林恢复的试点，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是可以对大湾区有两好的启示的。 国家和地方已经出台了大量有利于红树林修复的国家立法、政策、决心，包括 《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2020) 以及相应的《广东省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22) 《湿地保护法》针对红树林的多个条款（2022） 筹建中的“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2022）等。 这些无一不提示我们，国家对于红树林保护和修复将投入巨大资金。 因此，在社会组织的参与中，大湾区应当考虑四个方向的产出： (1)、全球湾区蓝碳示范 全球其他三个大湾区均没有红树林，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经验应当一开始就考虑为其他小型湾区提供示范意义。 (2)、更蓝的碳 人们考虑蓝碳的时候，大多数只考虑了“碳”，而鲜有关注“蓝”。因此，在红树林的修复过程中，应当考虑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挖掘其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作用，例如更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3)、社区福祉 考虑到很高比例的红树林的破坏都与建造并废弃的养殖塘相关，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帮助建立恢复和社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得可持续的养殖能够保持修复后红树林区域的维护（例如管理）和运营。 (4)、引领履约 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是《湿地公约》下的一个区域实体。我们作为国际合作组织，自然承担着观察并总结经验的角色。 2、精算海洋价值 海洋到底值多少钱？各处给过范围不一、尺度不定、角度不同的测算。目前 我们自己牵头进行过的尝试：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足迹报告2019》，包含碳足迹在15年间的变化； 《中国蓝色经济报告2022》，计算了中国海洋的总价值； 《海洋生态系统核算》希望核算一个相对小尺度（地级市下，若干岛屿）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计算中）。 深圳市自己已经进行了生态产品总值(GEP)的核算 —— 仅在陆地，未涉海洋。 因此我认为，这些分散但结合双碳的铺垫，应该能为大湾区的实践价值提供一些经验。 我认为，考虑到大湾区具备较全面的蓝碳类型（海草床、红树林、盐沼）、典型大型河口特点、独有的行政体系，如能在大湾区探索出城市群尺度的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综合核算体系，则可以服务于全球三大湾区，以及小型的海湾城市群。 3、促进蓝色金融 我们正结合《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目录》《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等国内外指导性文件，构建一套标准化、可操作、并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蓝色产业分类目录》（Blue Taxonomy），将其铸造成金融部门“趁手”的工具，用于支持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发展。 这一工作在大湾区的实践潜力非常直接。大湾区不仅具有完备的涉海产业，涵盖捕捞养殖、船舶海工等多个部门，更有多元的金融元素。我们可以： (1)、在金融行业内，寻找愿意采用《中国蓝色产业分类目录》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的试点； (2)、在金融监管部门间，推荐该《目录》作为标准/指南等，对蓝色金融产品进行监管； (3)、与行业协会、具有相应背景的机构或专家合作，自己利用该目录筛选出一批项目，共同开发“可持续涉海产业项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