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月26-27日，我参加了国际红树林中心的第二次筹备大会。这一次有20余名部长，因此不再安排单独分享。在讨论文本草案的全会中，我提出：这个中心的筹资任务，应当是各个会员共同努力，而非东道国及相关机构单方承担。最终被主席回应为”会着重考虑“。
7月27日中午听闻台风即将登陆，立即改签机票赶往机场。在已经拖上滑行道的机舱内看着雷暴坐了3小时之后，终于在晚上11点回到家中。
2、7月28日，风大雨大，但还是去办公室主持讨论了“长江流域保护地规划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几年前就有过第一轮产出，不过比较粗糙；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深化的研究，以及更适合中国的国情。长江流域的保护地规划，虽然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但是其决策更依赖于各行各业专家的讨论和意见，以及对于保护地组合的分析。
研究最终勾勒出了长江流域保护的三个情形。
3、7月30日，上海水晶般清蔚的碧空，我却踏上去往北京的高铁。当晚，北京罕见地发出次日暴雨红色预警。
7月31日，在我们自己举办的“包装机制创新”企业力量沙龙进行总结。归纳如下：
EPR制度在中国的实践不能够照搬欧洲经验，而是要在可操作性上进行探索：
首先是政策上的可操作性，全球“终塑谈判”进程可能会为中国建立EPR制度提供国际要求，从而形成相适应的政策支持；
第二是行业上的可操作性，在纸基复合和医疗器械这类包装企业集中的品类上可能更容易实践EPR制度，未来如果拓展到其他行业集中度不高的品类上，则需要进一步探索相应合理机制；
第三是消费者教育的可操作性，在政府给予了相关鼓励政策，企业有意愿实践的前提下，如何有效触达消费者并使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是全产业链需要共同去考虑的问题；
第四是监管的可操作性，在EPR制度实践过程中，有可能监管的成本远高于采用EPR制度之前的环境成本，该如何平衡二者。
如果需要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EPR制度时，利益相关方应当共同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
“杜苏芮”必将被除名。